1949年5月的一个清晨，上海外滩的江风依旧湿凉，街头的商号却大多关了门。黄浦江上时而还能看到仓皇离开的轮船，有人说是大资本家转移财产，有人说是官员携眷南逃。就在这样的时刻，荣家大宅门口停着一辆汽车，院子里有人小声问：“荣先生，是不是也该走了？”屋里的人沉默良久，只回了一句：“再看看。”
这短短一句“再看看”，折腾了荣毅仁许久。上海即将解放，他面前摆着两条路：一条是跟随家眷南下香港，甚至远赴海外；另一条，是冒着未知的风险，选择留下来，把父辈留下的那一摊产业，继续扛在肩上。对于一个刚经历“军队霉粉案”、险些被推上审判台的资本家来说，这个选择绝不轻松。
时间稍微往前拨一拨，到1948年底，国内战局已经大势分明。辽沈战役在当年11月彻底胜利，淮海战役到1949年初战果已定，平津战役也进入最后阶段。对于沿江、沿海城市的商人来说，这些消息不是抽象的战报，而是实实在在的“时局紧起来了”。
无锡的局势一天天紧张，有人劝他先去香港避避，有人建议把资产往外抽。他却偏偏在4月19日大摆午宴，请来本地各界名流，当众宣布：“生在无锡，长在无锡，有我的事业在，我不走。”第二天，无锡《人报》就刊登了这条消息，“荣德生决定不离开无锡”的风声迅速传开，动摇不定的人心一下子稳了不少。
上海解放前两天，也就是5月23日，荣家门口还架着士兵的机枪。那帮人名义上是“防务”，实际上是要钱，最后收了五百多块现大洋，才肯撤走。这出闹剧，荣家见惯了多年作为，倒也不稀奇，只是愈发烦躁。
回程的路上，他脑子里不断闪回刚才那名拦车战士的身影，语气平和，话也不多，却透出一股规矩感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强烈的对比，是最直观的“政治教育”。
1949年6月1日，荣毅仁收到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来的一张请帖，邀请他参加6月2日下午在中国银行大楼四楼举行的工商界座谈会。
荣家上下议论很久，有担心，也有猜测。荣毅仁心里也有数，这次去，等于是第一次直接面对新政权的主要负责人。他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开口，更不知道会不会听到什么“不太好接受”的线日下午，外滩一带车流不断，“奥斯汀”“雪佛莱”等洋车一辆接一辆，往中国银行大楼聚拢。车里的，大多是上海最有名的一批工商界代表，大多心情复杂，不敢说轻松。
当然，最让人放下心的，是关于私人企业命运的那番表态。陈毅坦率说明，人民政府不会去随便没收合法经营的工商业，而是要在一定时期内鼓励和帮助它们恢复生产、发展经济。这对于当时坐在台下的资本家来说，无疑是一颗扎扎实实的“定心丸”。
对民族资本家采取的是团结、引导的方针。这种态度给了荣毅仁很大的信心。他看得出来，新政权不是简单把原有的工商业一笔抹杀，而是要有步骤地把它们纳入国家建设的整体布局中。
看见无锡的父亲在大局未定时公开宣告“不走”，看见战士露宿街头、秋毫无犯，看见陈毅市长在座谈会上既讲原则，又讲情理，再到后来同人之间的多次接触。这些片段叠加在一起，慢慢改写了他原先对“”“新政权”的印象。